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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汉君|磨难与安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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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美文精选网 时间:2019-04-12 22:17 阅读:次    作品点评
只有经过地狱般的磨练,才能炼出创造天堂的力量。只有流过血的手指,才能弹奏出世间的绝唱。
 
——泰戈尔
 
太史公司马迁命运不佳,言事逆耳,幽于缧绁,遂愤然而叹曰:“身毁不用矣!”因想:“盖文王拘而演《周易》;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;屈原放逐,乃赋《离骚》;左丘失明,厥有《国语》;孙子膑脚,《兵法》修列;不韦迁蜀,世传《吕览》;韩非囚秦,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;《诗》三百篇,大抵圣贤发奋之所为作也。此人皆意有所郁结,不得通其道也,故述往事,思来者。”于是,司马公仿效古圣先贤,不顾“蚕室”之辱,积愤笔端,历经十载,写就了“史家之绝唱”、“无韵之离骚”——《史记》,开创了中国纪传体史书的先河。更为重要的,是他为后世穷困文人在仕途之外泄愤、呐喊,辟出了一条别样的路子。
 
其实,在古代,文人受儒家学说的影响,内心大多怀有“出仕”之念。李白和杜甫,就是两个一直在找寻机会,想报效朝廷的人。李白的诗句“直挂云帆济沧海”,就是他渴望出仕再热切不过的表白。他深深寄望于朝廷,自信“天生我才必有用”,企望能在仕途上一展所学。他甚至不惜加意奉承,弯下腰来,给当时享有“荐士”盛名的韩朝宗写信,恳求他向朝廷荐举自己。杜甫也有同样的境遇。他别妻离子,困踬长安十年,图的,也不过就是一官半职——“立登要路津”。
 
但这两人到了后来,李白虽然做了不到二年的“翰林供奉”,所事者,也不过就是写写宫廷赞美诗,例如“云想衣裳花想容”之类,并未得到重用。而杜甫呢,虽然“数上赋颂”,陈述祖上一直“奉儒守官,未坠素业”,恳求“天子哀怜”,但直到“安史之乱”,杜甫也仅仅官居“右卫率府胄曹参军”,不过一个区区八品小官。他们两个,都不曾“得志”。李白和杜甫皆为诗歌天才,如果一旦从政,会不会是“能臣”、“干将”?我们无法保证,但那个时候的唐玄宗,耽于享乐,沉溺声色,无心留意拔擢文才武将,这一点,倒是确定无疑的。也正因如此,其时野有遗贤,游逸江湖,于是乎,朝廷里少了几个站班的大臣,而有唐一代,却因为有了悠游山水间的李白和苦旅中蹑屩担簦的杜甫,成为了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座巅峰。
 
当然,在唐代,也不乏文人出为高官的事例,白居易就是其中的一个。
 
白居易三十六岁便被用为翰林学士,翌年,又被“非次拔擢”,官拜左拾遗,为他大展“兼济天下”的抱负,提供了可能。初为朝官的他,一时意气昂扬,立志要有所作为,报效朝廷。他那一时期的诗作,也因此“皆意存讽赋,箴时之弊,补政之阙,往往流闻禁中”。他“食不知味,寝不遑安”,不惧豪强,甚至犯颜逆鳞,发出了“可使寸寸折,不能绕指柔”的壮语,颇有几分诤臣直士的气概。但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磨砺,特别是遭到贬谪打击之后,他的内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。“面上灭除忧喜色,胸中消尽是非心”,是他此时境况的自我写照。特别是到了后期,他官当得久了,也作得大了——居太子少傅,二品,月俸十万——当年的意气,自然也就荡然无存了。于是他开始倾力购置田产,充实家业,过起了养尊处优的日子。他无日无酒,自号“醉吟先生”。他这一时期的诗作,或者“寄怀于酒,或取意于琴,闲适有余,酣乐不暇,苦词无一字,忧叹无一声”(乐天自语),变得十分消沉。以致后来竟有传言说,白居易曾“以诗杀人”。
 
何有此言呢?我们且先来看看他的诗作《燕子楼三首》。在这首诗的前面,白居易写了很长的一段序言,说“徐州故张尚书有爱妓曰眄眄,善歌舞,雅多风态。予为校书郎时,游徐、泗间。张尚书宴予,酒酣,出眄眄以佐欢,欢甚。予因赠诗云:‘醉娇胜不得,风嫋牡丹花。’一欢而去,迩后绝不相闻,迨兹仅一纪矣。昨日,司勳员外郎张仲素缋之访予,因吟新诗,有《燕子楼》三首,词甚婉丽,诘其由,为眄眄作也。缋之从事武宁军累年,颇知眄眄始末,云:‘尚书既殁,归葬东洛。而彭城有张氏旧第,第中有小楼,名燕子。眄眄念旧爱而不嫁,居是楼十余年,幽独块然,于今尚在,’予爱缋之新咏,感彭城旧游,因同其题,作三绝句。”(见中华书局《白居易诗集校注》2006年7月版1208页)这里的“眄眄”二字,自宋代以后的刻本中,均为“盼盼”,姑且从之。
 
盼盼姓关,自幼出身娼门,色艺俱佳,尤喜吟诗,后被新任徐州刺史张建封看中,纳为姬妾。她的三首《燕子楼》诗,在《全唐诗》八〇二卷、《唐才子传》卷二中,都有收录。张建封有燕子楼一座,纳盼盼同居。后朝中旨下,授张建封为礼部尚书,张便携盼盼往长安上任去了。不想十二年后,张建封病死,关盼盼重又回到了徐州,住在燕子楼中。她思念亡夫,终日以泪洗面,并决心为其守节,再不适人。她独处燕子楼,一住就是十一年。
 
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,从好友张仲素(字缋之)那里读到了关盼盼的《燕子楼三首》,便也和韵三首并派人寄给了关盼盼。关盼盼见白居易的第三首诗中说:“今春有客洛阳回,曾到尚书墓上来。见说白杨堪作柱,急教红粉不成灰。”关盼盼知道,白居易对自己有所误解,特别是当她看到白居易那首《感故张仆射诸妓》诗中写道:“黄金不惜买娥眉,拣得如花三四枝。歌舞教成心力尽,一朝身去不相随。”心中万分痛苦,遂作一首《和白公诗》,曰:“自守空楼敛恨眉,形同春后牡丹枝。舍人不会人深意,讶道泉台不去随。”《全唐诗》于此有一行小注:“盼盼得诗,泣曰:‘妾非不能死,恐我公有从死之妾,玷清范耳。’”遂绝食自杀了。临死,她还恨恨吟道:“儿童不识冲天物,漫把青泥污雪毫。”
 
依此传言,关盼盼的确死在了乐天笔下。但传言是否属实呢?有人经过一番考证之后指出:白居易的这首《感故张仆射诸妓》,并非是写给张建封,而是写给其子张愔的;关盼盼其人也不是张建封的妾,而是张愔的家妓,所以,白居易“以诗杀人”,并不确切。
 
这里,我们姑且不去探究事情的原委,单说这位写出过《观刈麦》、《卖炭翁》的“人民诗人”,曾经悲叹与琵琶女“同为天涯沦落人”的政治失意者,竟然将自己置身在道德的制高点上,指责那些烟花女子,主人“一朝身去”,她们却依旧鬻欢卖笑,并不以死去“相随”,不免显得有些冷漠,因为,买笑卖笑,本来无关忠贞,不过是一场皮肉交易罢了,何况,那些烟花女子多数都是为生活所迫呢!倒是白居易本人,招惹“以诗杀人”这样的流言上身,令人感到有些遗憾。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,无疑与他后期官场守成,生活逸乐,意志消磨,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。这一点,我们只消去体味一下他《燕子楼三首》序言中那一连三个“欢”字,便自会明白一二了。
 
由此看来,衣食无虞,甚至养尊处优,对于一个作家来说,并不是一件好事情,正如司马迁所说:“古者富贵而摩灭,不可胜记”,反过来,那些古来堪称经典的传世之作,却无一不是“意有所郁结,不得通其道”者写出来的。
 
南朝那个“江郎才尽”的故事,也说明了这个道理。
 
这个故事有两个版本。其一说,江淹之所以后来才不如前,原因在于他先前在梦中得到的那支“五色笔”,晚年复于梦中被郭璞索要了回去,手中没了“五色笔”,他便再也写不出那样的锦绣文章了;其二则说,江郎所以才尽,是在梦中被一个叫张景阳的人讨去了怀中的彩錦,从此他就再也没有华章美句了。这两个版本虽然各有不同,却都基于一个事实,那就是,原来才华横溢的“江郎”,到了后期,却竟“泯然众人矣”!只不过是“才尽”的缘由,说法有所不同而已。其实,那两个导致“江郎才尽”的所谓原因,都不过是时人的一种附会罢了,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。据《南史▪江淹传》所载,江淹系獄后曾有这样一段自白:“下官本蓬户桑枢之人,布衣韦带之士,退不饰诗书以惊愚,进不买声名于天下。”可见,他为官之前,虽然出身寒微,却能够高蹈自守。他居官以后,先受累系于牢狱,后又遭受贬谪,于是愤发苦读,才思泉涌,这才写出了一篇篇好文章,从而名冠一时。名气一大,官运也开始通达。他三十五岁被拜为中书侍郎,而后一路升迁,直至尚书。问题出在江淹显达之后。由于他权高位显,周围阿谀之声渐起。他不是自警自励,反而喜不自持,左右逢迎,今日宴饮,明日酬答,天天喜乐不尽,哪还有工夫、有激情去作什么辞赋呢?此时的江淹,史书上说他,“任性文雅,不以著述在怀”。既然“不以著述在怀”,又岂能写出好文章来?最终导致“才思微退”,自然也就是因因而果的事了。
 
以上几桩事例,很值得我们玩味。李白因走出宫掖而能放歌山川,遂得“诗仙”之誉;杜甫遭逢“安史之乱”,不免一路颠沛,亲历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,方有“诗史”问世;乐天前陟后黜,是以诗风蜕变;江淹由困转通,反让“江郎才尽”。可见,官场顺达常使文章颓落,生活豪奢却致才思枯萎,这等事这等人,千古以来,何曾绝迹?有道是,人活一口气,写作何尝不如此呢?历代的文章,气弱者,少精神,气竭者,失魂魄。一篇文章若是了无生气,还写它作甚?还读它作甚呢?故而,《文心雕龙》所谈之“养气”、韩愈《答李翊书》所言之“气盛”、王季重一再强调“生动之气”,皆此之谓也。
 
而要使文章得“气”,作为作家,就不能希图自己的经历至平至简,生活无风无浪,恰恰相反,丰富的阅历和生活经验对于写作者来说,具有十分重要、甚至十分关键的作用。何谓“经验”?格非在《文学的邀约》一书中说:“这个看似简单的词语中,所包含的内容,至少涉及以下两个方面:其一是经历或遭遇;其二是不同的主体对这种经历和遭遇所产生的一系列反应。中国传统文论特别注重作者的阅历和经世的深广,强调‘知人论世’,强调‘行万里路’一类的生活经验积累。”
 
那么,作家为什么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呢?这首先是因为,生活本身就是丰富多彩的。它千头万绪,纷繁复杂,瞬息万变,因而难以窥其堂奥,如果我们“不在生活之中”,便不可能看清生活的本质,不可能把握生活的脉动,因而,作家笔下的那些所谓“生活”,也就只能是些表象化的东西。
 
另外一点,从内在规律上来说,生活有其自身的逻辑,它有蕴含的情,有深藏的意,有追忆的味,但如果不是深入其中,便只能“不识庐山真面目”。那种认为搞写作,就一定要远离人间俗世,必须离群索居,无疑是幼稚可笑的。但这里所谓的远离生活,并不是说作家没有自己的生活,而是他的生活与时代脱节,犹如文革中的“逍遥派”,他只是那场灾难的“看客”。而一旦作家对生活没有了由衷之喜、切肤之痛,写出来的文字便很难感动读者。
 
所以,如果作家只过那种远离尘世、无忧无虞、风平浪静的日子,就抓不住社会的“内在矛盾”,就不能敏锐察觉生活的走向,更不要说成为时代的先知者了。若对生活无知,这本身就是作家的先天不足。格非曾言: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对写作而言,经历和遭遇的独特性、奇异性和剧烈程度,并非无关紧要,而且它对于创作的作用也已经被大量的文学事件所证明。假如沈从文没有凤凰地方的经历积累,没有十九岁就游历了大半个中国的奇特经历,他绝大多数传奇故事的写作是无法想象的。狄更斯的情形也与此相仿。”(见《文学的邀约》28页)司马迁所列举的那些事例,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。所以,我一直以为,作家如果不是来自于生活,或者不能作为普通一员沉入到生活的底层,而只是临时到工厂、乡村去“体验生活”,并且在写作时也没有其它积累作为“被唤醒”的材料,那么,所写出来的东西,要么浮光掠影,要么胡编乱造,断难让人体味出独特的、具有人生况味的作品,就更不要期望作品流传后世了。
 
“体验生活”与“来自于生活”永远不可同日而语。所谓“体验生活”,对于真正的写作来说,不过聊胜于无罢了。因而,一位资深编辑曾经这样说道:“小说和诗是相对独立的,而散文是综合的。小说和诗可以离个人的生存经验稍远一些,小说可以科幻,诗可以天马行空,散文离不开生存经验,生存经验可以是个人的,也可以是借鉴别人的……一个人七岁可以写诗,十二岁可以写小说,而且可能写得很出彩,但这样的年龄是写不出好的散文的。散文是综合的艺术,有智慧的一面,也有世故的一面。”从他的这番话中,我们完全可以领会到,生活经验,最起码对于散文创作,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散文是一种最藏不住作者的文体,你的阅历,你的见识,你的学养,甚至于你的人品,都会在你的笔下暴露无遗。
 
当然,我们也并不是要将“经验”的作用绝对化,不能写到监狱,就要求作家必须坐牢,写到杀头,便非要作家死一回。其实,“经验”并不等同于生活本身。“经验”是经过汇聚、提炼、感悟和思索后的东西,它是一种思维的成果。
 
事实证明,无论哪一个朝代,也无论哪一位作家,如果他不曾在现实生活中“摸爬滚打”过,不曾有过痛彻心扉、不曾泪流满面、也不曾狂喜过、盛怒过,对生活没有真情实感,而是一个生活的“局外人”,那么,他对事物见微知著的细微观察和独特认知必然缺失,其结果,也同江淹一样,就算掌握了再好的创作技巧,也写不出“激扬文字”,就更不要说“千古文章”了,而硬编出来的那些玩艺儿,想“不痛不痒”、“隔靴搔痒”都不可能。所以,对于作家来说,首先是要自觉地沉入生活之中,以普通一员的心态参与生活、感受生活,而后笔下才会写出生活的真实,文字才能够让人体会到人生的况味。国人自古不就有“多难兴邦”、“殷忧启圣”、“穷困砺志”、“逆境成才”等等一类的格言警语吗?这些话,对于作家而言,自然也是颠扑不破的“硬道理”!
 
作者简介:李汉君
 
李汉君,自幼喜书,但读得多,写得少。